東北文化是由歷史上的關內移民文化、東北原住地少數民族文化和外域文化等諸多文化元素不斷聚合、交融和發展，逐漸形成的以漢文化為主體的一體多元文化。東北文化的獨特之處在于具有很強的兼容性、包容性和開放性。在這種多元文化的影響下，近現代東北民歌逐漸形成了高亢、奔放、粗獷、明快、性格鮮明等濃厚的地方特色。

我們先從經濟、地域、民族等各個文化層面來梳理一下東北民歌的歷史傳承與演變。

從地域經濟層面上講，東北地區的地理條件和氣溫，使其形成了北部和東北邊緣的森林區(大小興安嶺、長白山脈及其鄰近的河谷地等)、西部的草原區(呼倫貝爾草原及南部地區、松嫩平原的絕大部分等)及平原區(東北平原)，并相應地形成了游牧、漁獵、農業經濟地理帶，培育出了清代東北各民族獨特的游牧、漁獵、農耕生產方式和習俗文化，也產生了不同的東北音樂地理分區，誕生了山歌、漁歌、草原歌曲等音樂形式。

東北平原地區的農民，以農業生活為主，創作了一些相應內容的民歌，如黑龍江民歌《撿棉花》、遼寧民歌《姐妹上場院》、吉林民歌《生產忙》等。農民們還在長期的農耕生活實踐中逐漸摸索出了一套農業耕種周期與規律，并以民歌的形式進行表達和傳承，如東北民歌《二十四節氣歌》:“……驚蟄烏鴉叫，春分地皮干(哪)，清明忙種麥(呀)，谷雨種大田……芒種正鏟地，夏至不拿棉(哪)……立秋忙打靛(哪)，處暑動刀鐮，白露忙割地，秋分無生田(哪) ……立冬交十月(呀)，小雪地封嚴……”這首民歌小調不僅給人們帶來音樂上的娛樂性，更具有一定的知識性，豐富了民間音樂的內容。

在東北地區西部生活的蒙古族人民，過去曾經過著游牧生活，形成了特色鮮明的草原文化。他們長年以車帳為家，逐水草而遷徙，創作了大量具有草原風情的牧歌。牧歌的節奏一般比較悠長、徐緩、自由，多采用“密—疏—更密—疏”的節奏。一般情況下，牧歌的上行樂句節奏是悠長徐緩的;下行樂句則往往采用活躍跳蕩的三連音節奏，形成絢麗的華彩樂句。比如，呼倫貝爾草原的長調民歌《遼闊草原》《盜馬姑娘》等熱情奔放;科爾沁草原的民歌《思鄉曲》《威風矯健的馬》等情調悠長。短調民歌主要流行于蒙漢雜居的半農半牧地區，往往是即興歌唱，靈活性很強。比較流行的有《成吉思汗的兩匹青馬》《美酒醇如香蜜》《拉駱駝的哥哥十二屬相》等。

東北地區河流眾多，適合捕魚，于是在很多地方形成了風格不一的漁歌，如著名的《烏蘇里船歌》等。同時，也形成了一些勞動號子，如渤海海岸的《撈魚號》《出倉號》《拉船號》《撒網號》等。

東北多山，長白山脈、大興安嶺的群山中生活著鄂倫春、鄂溫克等民族，他們創作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山歌，如《高高的興安嶺》《走上這高高的興安嶺》《我們是山林里的人》《大頂子山高又高》等。著名民歌《道拉基》，則表現了朝鮮族人民上山挖野菜的生活情景:“道拉基，道拉基，道拉基，雪白的桔梗喲長在山里，只要能挖上一兩根，就可以裝滿我的小菜筐……你叫我多為難，因為你長的地方太偏僻。”

游牧、漁獵文化也賦予了東北民歌熱情、奔放、明快的風格。

從地域文化層面上講，東北自古就是少數民族的聚居地。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東北土著民族留下了豐富多彩的文化積淀。移民人口的流入，更給東北地區帶來了富有各地特色的傳統文化，如膠東文化、豫東文化、晉商文化、江浙文化、兩湖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等，這些移民文化與東北傳統文化交融、碰撞，奠定了多元的新型關東文化的基礎。

隨著山東、河北等地大量人口“闖關東”，很多關內民歌被帶入東北，如當時流行的民歌《五更調》《繡荷包調》《孟姜女調》《剪靛花調》《茉莉花調》等。這些民歌在東北產生了變體“民歌”小調，比如由《孟姜女調》產生的《送情郎》《送才郎》《搖籃曲》，由《剪靛花調》產生的《放風箏》《叫五更》《摔西瓜》《下盤棋》《小看戲》，由《跌落金錢》產生的《月牙五更》《鋪地錦》，等等。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東北漢族民歌受冀東民歌、山東民歌影響較大，同屬一個民歌色彩區。很多民歌由山東、冀東流入東北后，有的變異較大，有的變異較小，有的幾乎一樣。比如，東北民歌《十二月》，就來自山東的《沂蒙山小調》;吉林民歌《繡中華》、遼寧民歌《繡紅燈》與冀東民歌《丟戒指》大同小異;冀東民歌《跑關東》《正月里來正月正》與吉林民歌《慶新春》、黑龍江民歌《秧歌調》也有很多傳承……盡管冀東民歌、山東民歌與東北漢族民歌同根同源，但是如果仔細品味的話，也能發現其中的差異，東北民歌更加明快粗獷，冀東、山東民歌則偏重細膩抒情。

東北的許多民歌發源于關內各地甚至國外，但這些歌曲匯集于東北，經過改造與融合，形成了具有鮮明地方特色的民歌。

從宗教層面上講，歷史上的東北宗教具有多元化色彩，在民歌領域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比如，《哈腰掛》的音樂來源于薩滿歌曲《祭天》，加入了山東民歌的風格;《拜愿》《望江南》等，是佛教風格的音樂;《梅花引》等，是東北地區所創的道教音樂“東北新韻”;《全幸福》等，則是具有濃郁蒙古族風格的喇嘛教民歌。

從民族交流層面上講，東北地區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各民族相互學習、互相影響，形成了多民族共榮的局面。東北地區的人民是以關內各省移來的漢族為主體，包括滿族、蒙古族、朝鮮族、達斡爾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赫哲族等少數民族在內的復合群體，通過民族融合，構成了一體多元的東北文化格局。這些民族能歌善舞，創作和傳承了有本民族特色的民歌，且自成體系，別具一格。

東北漢族民歌的節拍以 2/4 拍和 4/4 拍為主，節奏特點是以平均型、節奏型，穿插切分型、長短型等特性節奏構成。民歌形式有勞動號子、叫賣調、秧歌調、小調四種。滿族民歌以一段體為主，風格質樸、穩健，旋律以宮、商、角為骨干音，多五聲旋律及宮調式，如《出征歌》《子孫萬代歌》等。蒙古族民歌以聲音宏大雄渾、曲調高亢悠揚而聞名，節奏自由，裝飾音多而細膩，具有較強的朗誦性。從音樂特點來講，蒙古族民歌大致分為“長調”和“短調”兩大類。朝鮮族音樂旋律清新、流暢、婉轉、輕快，節奏多為三拍子、五聲音階。著名朝鮮族民歌《桔梗謠》《阿里郎》《諾多爾江邊》等，幾乎家喻戶曉，人人傳唱。源于黑龍江流域的鄂倫春族、鄂溫克族、達斡爾族、赫哲族因歷史上與滿族和蒙古族交流較多，民歌也受其影響較多，但均以宮調式、五聲旋律為主，具有簡約、明朗、質樸的性格。

少數民族民歌的各種體裁和形式，體現了東北民歌的多樣性。

從國際層面上講，歷史上的關東文化處于東北亞區域中心地帶，尤其是清末以來，內憂外患之下，東北封禁的大門逐漸被打開，俄國、日本、朝鮮等各國人不斷流入，其中相當一部分攜帶自身文化融入關東文化之中。各種異域文化在東北地區匯流、交融、碰撞，而中華文化也從這里向鄰國傳播。

在日本侵占我國東北地區后，日本歌曲也隨之傳入，如《去野游》《家鄉》《旅愁》《荒城之月》《螢之光》等，并以東洋風格創作了《蒙古之旅》《娘娘廟會》等歌曲。這些歌曲充滿殖民色彩，反映了東北地區一段屈辱的歷史。

此外，我國赫哲族的“嫁令闊”與俄羅斯那乃族的“嫁利”也有很多共同特點，反映了國際層面的交流與影響。

通過追溯東北民歌的傳承與演變，我們可以概括出它的主要特征:

多元文化影響下的東北民歌，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和多樣性。傳統東北民歌按內容主要可以劃分為十類:歷史傳說歌，如《九反朝陽》(清咸豐年間朝陽農民李鳳奎起義故事)、《六十三》(清末遼寧地區的反清反帝斗爭故事)、《東北失守十四年》等;民間風俗歌，如《小拜年》《看秧歌》《放風箏》《新婚喜歌》等;勞動歌，如《打水歌》《撿棉花》《生產忙》等;地方名勝歌，如《夸哈爾濱》《夸沈陽》《山水醉了咱赫哲人》等;情歌，如《繡云肩》《盼情郎》《狩獵的哥哥回來了》等;家庭歌，如《補母十重恩》《十大想》等;勸戒歌，如《九勸人》《勸情郎》《勸夫別耍錢》等;諷刺歌，如《拙姑娘》《拙老婆》等;知識歌，如《正對花》《反對花》等;寓言故事歌，如《鴛鴦嫁老雕》《烏鴉反哺》等。

東北民歌之所以豐富多彩，就在于它是動態的，具有很強的流變性。比如很多關內的民歌小調流傳到東北后，都產生了一定的轉型。其中，以“五更”調為變體的有幾十首之多，如《大將五更》《叫五更》《盼郎五更》等;以“繡荷包”調為變體的有二十多種，如《繡門簾》《繡云肩》《繡八仙》等;以“四季”調為變體的有十多種，如《漁民四季歌》《孟姜女四季歌》等;以“十二月”調為變體的也有十來種，如《畫扇面》《夸沈陽》《夸哈爾濱》等。

東北民歌除了具有很強的地域性外，還能與時俱進，具有很強的時代性。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東北民歌表現了人民群眾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生活和精神面貌，表達了他們的時代心聲。如反映清末民初“闖關東”移民離愁的《月牙五更》，表現生活困苦的《貧農四季歌》;表現日本侵略者鐵蹄下東北人民血淚控訴的《九一八小調》;還有熱情歌頌抗聯英雄的《松花江水流不停》;新時期又有了新民歌《幸福生活萬萬年》《越走越亮堂》……可以說，東北民歌內容緊跟時代節拍，反映時代變遷。

(作者王廣義為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