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行業缺乏標準和規范，每年會出現學生傷亡的事件，媒體會進行全方位地報道。所以從整個行業來講，無論是公辦還是民辦，一直都是在爭議中間發展。只能逐步淘汰掉一些只以盈利為目的的、過于損害學生身心健康和權益的學校”

全文約10362字，細讀約需22分鐘

任何一個在勵錚素質教育學校（以下簡稱“勵錚”）待過幾個月的學生，包括段鑫，都知道怎樣才可以在這個學校里成功逃跑。這是一所宣稱能對青少年叛逆、厭學、早戀、沉迷網絡等問題進行行為矯治的特訓學校，學生被24小時監管，自殺和逃跑是首要防范的行為。

2019年10月，在勵錚的前身英高特勵志培訓學校（以下簡稱“英高特”）就發生過一起自殺事件，年輕的生命就這樣結束。而此前一個月，該校一位李姓教官因毆打學生被湖南省湘陰縣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主管部門湘陰縣教育局已對其下令整改。

事故頻發之下，英高特的法人李錚于2019年10月29日以李科的名義成立勵錚，學校地址由湖南省湘陰縣嶺北鎮興和村遷到湖南省湘潭市昭山示范區高峰村，在該校2020年1月份簽署的一份《委托教育協議書》中，校方匯款銀行賬號仍然是李錚的賬戶。

段鑫于2018年底被父母送入英高特，后跟隨校區遷移轉入勵錚。2020年8月20日，段鑫的媽媽和姑姑去學校看望他。第二天，姑姑給學校老師發送了一條微信，提及段鑫告知她們的一些情況——“他說這里衛生還不太好，身上有皮膚病”“學習方面很簡單，基本上學的知識相當于初中級內容，他學起來很乏味”“考試時也不嚴格，老師給答案讓學生去抄”，希望學校能夠改進。8月23日凌晨，段鑫在宿舍自殺，送入醫院后確認死亡。

曾經帶教過他的教官夢囈（網名）告訴《南方人物周刊》：“段鑫是一個嚴重自閉，不愛說話的小孩，當天他懇求父母帶他回家，他的家長選擇相信學校，拒絕了他。在旁作陪的教官看到這一幕，向上匯報，學校開始折磨段鑫。”

記者向勵錚副校長屈耀華詢問此事時，他表示段鑫“在校內沒有受過體罰”，自殺是因為“孩子和家長溝通有問題”，“在媽媽和姑媽看他的時候，他表示想出去打工，不想上學，但他媽媽要求他必須上學，孩子可能就有一些想法，我們跟家長聊過以后，家長也能正確分析這件事的原因。”

2020年8月24日，勵錚的主管部門昭山示范區宣傳和教衛文旅局對其下達了整改通知書，令學校即日起停止對外招生，在校學生與家長溝通后盡快接返。然而，截止到發稿，校方還未將校內學生全部遣返，本刊記者致電一位在校學生的家長，對方表示，“不知道學校發生的這起事件。”

段鑫自殺之后，曾在兩所學校受到不合理對待的學生，自發組織起維權群，想要重復三年前豫章書院的曝光路徑，2020年7月豫章書院案件的宣判給了他們信心。在這些學生眼里，家長不是被“洗腦”了，就是對孩子懷有怨氣，否則“為什么要花那么多錢把自己的孩子推入深淵？”

一些家長同樣感到無助：“家長管不了，回不到原來的學校，社會也沒法管，因為他沒犯法。也不能去工讀學校，他可以去哪兒呢？”最新的數據尚未可知，但一份2009 年底由中央綜治辦、共青團中央在全國排查后得出的數據顯示，彼時有不良或嚴重不良行為的青少年人數已達115萬。

實際上，工讀學校除了接收政府送來的有嚴重不良行為（嚴重危害社會，尚不夠刑事處罰的違法行為）的未成年人以外，也向社會接收輕微違法和有不良行為（如逃學曠課、打架斗毆等）的青少年，但因必須遵守“學校、家長、學生”三自愿的原則，且長期被貼上污名化的標簽，生源日趨減少。

2019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專門學校建設和專門教育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20號文件”）的通知，將工讀學校改稱專門學校，明確規定招生對象為有嚴重不良行為未成年人，然而有一般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也可接入學校進行獨立分班的體驗式學習。截至目前，許多地方仍未出臺實施細則，也有地方沒有足夠的財政實力創辦公立專門學校。

在需求龐大而公辦學校不足的情況下，民辦以軍事化管理加心理輔導教育為主的特訓學校遍地開花，有的以“戒網癮學校”而廣為人知。由于利潤空間大、缺乏行業標準，特訓學校魚龍混雜、亂象叢生，每年都有學生傷亡事件見諸媒體。

當父母決定把孩子送入這類學校時，就意味著這個家庭的問題已經無法在內部得到解決，需要第三方的介入，而普通學校無力干預，許多家長似乎只能選擇特訓學校。為了不使走入困境的家庭更添一層霜，特訓學校該如何更具規范地發展？如果沒有這類學校，孩子又該何去何從？

規訓與懲罰

大多數進入特訓學校的孩子，是被家長和教官以各種理由騙上車的，例如旅游、探親、配合網警調查等等，一旦上了車，孩子就會在幾位身強力壯的教官陪同下被送進學校。

鄭石被帶走時腦子很懵，幾個人沖進他的房間，說他涉嫌網絡詐騙，把他帶上了車。他覺得不對勁，想跑。兩個人給他戴上手銬，一左一右地貼著他坐在車廂座位。他絲毫動彈不得。

鄭石讀大學后開了間網店，成日在網吧包廂里經營店鋪。家人以為他網癮重，上網搜索“戒網癮學校”，找到勵錚，與其簽訂長達半年的委托教育協議書，在2020年除夕前兩天送走了他。

勵錚遠離市區，位于湘潭、株洲、長沙交界地帶的山村，車輛駛上進村的水泥路后，還需經過一片大湖，繞過幾個村落，行駛五分鐘后才能到達。學校四周圍著紅色高墻，里面還有一圈比圍墻還高的鐵皮，大門是兩扇嚴絲合縫的實心鑄鐵門。

校門10米之外有一家小賣鋪，老板娘稱，這里原本是一所廢棄學校，勵錚來了以后，她重新把小店開了起來。起初她感到奇怪：為什么這所學校常年都關著門？后來也就習慣了，學校里面的人要買什么東西，她給送到門口，側門里會伸出一只手把東西接走。

后來某一天晚上，鄭石想要逃跑，好不容易出了大門，在夜色中先沿著村路跑，再穿過連綿的樹林，跑到主干道旁邊的昭山服務區，卻被開車追出去的教官逮了個正著。

第一次進勵錚的時候，鄭石反抗激烈，教官用繩子繞著圈綁了他三天，關在禁閉室里，放話：“什么時候想通了，什么時候出來。”鄭石爭辯：“你剝奪了我人身自由的權利！”對方回：“你說這個沒用，誰叫你父母把你送過來？”鄭石的心一下子就涼了。第二次被抓回去后，他被摁在地上，被逼說出逃跑計劃和參與人員，“他們威脅我，不說的話就打死我，”鄭石說。

除了逃跑風波，鄭石在勵錚的每一天，都過得幾乎一模一樣，早上5:30起床，繞著操場跑圈，之后有15分鐘的時間吃早飯，上午例行軍事訓練，站軍姿、練習隊列動作。20分鐘的午飯時間后是一節心理課，男女生分開上。晚飯后可以在操場上自由活動，直到回寢室睡覺。

在勵錚，學生生活、學習的每一個環節都有教官在一旁注視,上廁所需要打報告，由助教領著去，晚上教官會和學生在一個房間里睡覺。學生夜晚還要輪流值班，兩小時換一班崗，教官們則輪崗巡查學生的值班情況。鄭石嘗試過不值班，第二天，教官當著所有學生的面，用PC（聚碳酸酯）管抽了他10下。

單一的軍事訓練，加上嚴苛的作息管理，鄭石認為來到這里的學生就是花錢買罪受，“這段經歷不要說幫助了我什么，就是一種長期折磨，我不懂為什么要這么做，這不可能讓人從根本上改變什么觀念的。”

“就是為了讓你服從。”雷尼這樣總結學校里所有的規則。他讀初三時，幾乎不去學校，成日在家上網，2018年4月被家長送入英高特，直到9月職業高中開學前被接出來。

“學生每天晚上9點到10點之間睡覺，但教官會讓學生半夜12點緊急集合，一個星期兩三次。集合也沒有事情，就是跑個十來圈，然后回去繼續睡覺，但動作慢的人，會被加做幾百個深蹲。”雷尼稱。

“訓練的時候，只要誰動作沒做好，會被叫出去跑圈，如果反抗，還會被打。學校說是24小時監控，其實有很多死角，比如宿舍、操場旁邊的小黑屋。如果一整天大家都很服從，下午就能去上心理課，輕松一會兒，否則還要在操場上訓練。”雷尼回憶。

在這樣的規訓與懲罰之下，教官樹立起權威，將“必須服從”的觀念深入到每一個學生心中，他們需要保證學生在監控鏡頭下看上去是聽話的，這會被視作“孩子正在變好”的證據，讓家長相信選擇這所學校是有效的。

規訓與懲罰的另一個作用是產生恐懼。在校方與家長簽訂的《委托教育協議書》中有一個條目寫著：“在甲方子女畢業離校后，甲方應將學生情況反饋給乙方，乙方須對其進行一定時間段（三年）的保質服務和指導。”意味著學生離開學校后，如果家長認為他的表現沒有變好，可以再次送入學校。

“如果再次被送進來，下場會非常慘，許多孩子出去后會裝一下。”但是雷尼不愿意改變，他認為自己厭學逃課都是父母和學校造成的，“他們每天打牌到12點，不管我，還要說我，認為別人家的孩子都是最優秀的。學校發生什么事都是我的錯，和老師、同學沒關系，不認錯就抽我耳光。我成績不好，但對歷史感興趣，考得分數高，班主任偏說我是抄襲的，我就不上學了。”

從英高特出來，讀完職高后，雷尼再也沒回過家。

7月4日，豫章書院的墻上還留有一些訓誡 圖 / 陳勁

“生存法則”

特訓學校招收的學生范疇，已經遠遠超出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逃課、有網癮的青少年。

在勵錚《委托教育協議書》中的不良習慣一欄，列舉了以下九種情形：情感冷漠，親屬溝通不良；性格孤僻，自卑自閉；奢侈消費，撒謊，偷盜；厭學，逃課，學習力差；沉迷網絡、玄幻小說；早戀，情感關系混亂；同性戀傾向；打架斗毆；離家出走，夜不歸宿。似乎只要是令家長頭疼的問題，在這里都有解決之方。

小麗因為是跨性別者，被父母送入英高特，進行“性別扭轉治療”。她從小就幻想成為一名女孩，在23歲時，去泰國做了變性手術，隨后和父母無休無止爭吵了四年。2016年母親節，母親說帶小麗去九寨溝旅行，在去機場的路上，母親借故離開，司機不顧她的喊叫，踩下油門，一路開到英高特。

到校后小麗面臨的第一件事，是剪頭發——她精心留了好幾年的長發，這是她“成為”女性的標志之一。教官扔掉她所有的女裝，給她換上黃綠色制服和一雙男鞋，把她分配到男生宿舍，強行讓她做回男生。但變性手術后的女性特征，讓周圍人對她議論紛紛，說她“不男不女”。

半個月后，因為小麗有大學本科文憑，學校讓她擔任文化課老師。“校長給了我兩個選擇，一是繼續當學生，二是當助教，可以免去所有的體能訓練，我想都沒想就答應了。”小麗教數學課和英語課。2016年9月28日，李錚在一所具備資質的中專學校基礎上，成立湘陰縣中山職業技術學院，開設計算機平面設計專業。小麗又成了微機課教師。

在英高特的五個月里，校長和教導主任多次找小麗談話，涉及跨性別問題的次數寥寥無幾，更多的是問她“在學校感覺怎么樣”“對父母的態度是什么”。“他們可能知道這個問題是改變不了的，只是我父母給錢，他們就收了，還能讓我免費給他們當幾個月苦力。”

小麗被要求探聽學生的想法。在課堂上和宿舍里，一旦有人表露想離開或有極端行為的心思，她就要上報給教導主任。然而，她自己同樣生活在監視之下。一次，她在辦公室門外碰巧聽到某位校領導的妻子問同辦公室的老師：“小麗平時都用電腦做什么？”她才明白，為什么那個老師總盯著她的電腦屏幕看。

“但在這里當老師，你能夠體驗到一種在外面不可能體驗到的快感，讓孩子給你端洗腳水，給你洗衣服，給你按摩捶背，讓他把你當祖宗一樣伺候，想讓他們干什么就干什么。很多人其實沉迷于這個狀態，包括我。當然，我后來清醒了。”小麗稱。

“在這里要想活得更舒服，就必須討好教官和老師”，這是學生們公認的“生存法則”。夢囈就通過與教官搞好關系，當上了助教。他在大三那年的暑假，因為抽煙和掛科被送入英高特。父母給他在大學辦了休學，與英高特簽訂了一年的委托協議。

“我一進去，就知道他想要我表現成什么樣，他們有絕對的話語權，我只能做一些符合他們預期的事情來取悅他們。說白了就是要往上爬，爬到一個位置能讓自己過得好一點。”夢囈稱。

成為助教后，夢囈不用訓練，而是和教官一起帶訓。但他也有壓力，“如果沒管好，我這個助教就會被撤掉。”有學生不服管教時，夢囈也會直接上手打，“學校明確說不允許揍人，但不被發現的揍人是被默許的。”這里還有其他折磨人的方式：無休止的跑圈、蹲起、鴨子步、兔子跳、平板支撐，最令人絕望的是站通宵。教官下達命令，夢囈負責監督執行。

即便如此，夢囈覺得學校里的教官也沒有網上傳的那樣壞，那么無情，“其實教官也只是在里面工作，覺得自己是在教孩子，心理老師也是，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還一直在做的，恐怕只有學校的高層。”

從英高特出來后，夢囈的煙癮沒能戒掉，唯一變化的是他對人的態度。“我之前比較樂于助人，但我現在會視而不見。我不想去管，因為管的話會讓自己陷入泥潭，在英高特就是這樣的，我也不太容易相信別人了，學生之間互相打小報告的事情太多了，你不能和任何人交心。”

夢囈只跟學校的一個教官有過深入聊天，“我會跟他說自己心里的感受，一個人好不好，一件事情是怎樣的，甚至直接說出我陰暗的想法。”不過，他不會談論學校做法是否合理，“我不敢說，那是危險話題。”

用以盈利的社會問題

英高特和勵錚都是以半年為單位簽訂委托教育協議的，2018年，英高特半年的學費是26800元，2019年漲為30800元，勵錚半年的學費也是30800元。鄭石入學時，學校以他是成年人為由，多收了一萬元。

被問及為什么學費這么高時，勵錚副校長屈耀華回答：“24小時工作制，包孩子吃住，這是金錢能衡量的嗎？有的人為了上學買學區房，花那么多錢，他們豈不是更離譜？”

高昂學費換來的“封閉式軍事化管理”，軍事訓練和心理輔導能對學生起到什么作用呢？屈耀華說：“我們不能治好什么網癮、叛逆，來我們學校，就是換一個環境和生活方式，讓他接觸到正規的生活方式和作息時間。如果訓練沒效果，為什么全國的大中小學要軍訓？心理輔導要根據孩子的實際情況決定溝通的次數，因人而異。”

據英高特和勵錚的多名學生反映，學校心理老師除了在入學第一天會找他們談話以外，基本上不會單獨與他們聊天，除了上課，學生一般見不到心理老師。文化課則是另外收費的。

2017年在英高特擔任過心理老師的于海向《南方人物周刊》證實了這一點：“我在英高特沒有做過一次正規的心理咨詢，也沒看見過他們的老師做。”

于海大學時學心理學臨床與咨詢專業，2017年考完研后，在58同城上找兼職，看到很多特訓學校招聘心理老師，只需要提供國家三級心理咨詢證就可以。據他觀察，在58同城上發布招聘信息的特訓學校以湖南省最多，大約占到10%，他先選擇了湖南寧鄉的德善青少年服務中心，后來因為朋友在英高特當心理老師，也轉了過去。

盡管學費高昂，但于海一個月的工資只有兩千多元，教官的工資也差不多。學校把伙食、住宿的費用盡可能地壓縮到最低。

英高特食堂的米呈黃色，洗過幾道后，才能把明顯的沙粒清掉，煮出來非常硬。菜式被學生戲稱為“東南海”——冬瓜、南瓜、海帶，除了豬皮以外，幾乎沒有葷腥。幾十個學生住一間宿舍，睡鐵架組裝成的上下床，躺在上面會“咯吱咯吱”地響。

于海在英高特期間，學校共有三名心理老師，除了他和他朋友，還有心理組主任何新國。每天下午的心理課，于海負責男生班，朋友負責女生班。“我就上心理相關的課程，積極心理學、愛情心理學，想教什么教什么，領導從來不管我們上什么內容，學生也不大聽，一百多個男生，坐滿一整個教室，不會有什么互動。”

有時于海跟著教官出去“抓”學生入校，學校規定去的三個人里需要有一個男性心理老師。“我不知道為什么這樣規定，我從頭到尾就是坐在車上，也不參與抓人，也不會和孩子講話。有一個孩子上車后一直哭，就讓他哭，我能做什么呢？”

工作一個多月后，于海離開了英高特。除了條件太差之外，他更感到非常壓抑，“教官會打罵學生，我能做的僅僅是，在我所在的那個房間，不讓教官在我面前打。我很懷疑這里的教學和管理方式，感覺就是在騙家長的錢。其實有些孩子，比起在這里，應該去醫療機構比較好吧？”特訓學校人員流動大，于海所在的那一個月，共有三名老師離開。

即使是去醫療機構，也不一定立竿見影。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講師韓俊紅認為：“強行的治療，強行的收容，不適得其反就算好的了，不要指望有更多的療效。”

韓俊紅2007年至2010年讀博期間，研究網絡成癮的醫學化，并在一家戒除網癮的醫療機構做很長一段時間的田野調查。他認為，網絡成癮這一概念為公眾所知，與一些治療網癮的機構他們的言論和實踐使得更多人認為網絡成癮需要得到治療和干預，進行治療和干預的機構就分為“醫院派”和“學院派”兩大類，前者以依托醫院的治療機構為主，后者以特訓學校為主。

戒除網癮的醫療機構與特訓學校在人員設置上有相似之處，包括臨床醫生、護士、心理醫生、教官和工娛拓展師，“實際上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專業，比如說問一個簡單的問題：請問您這兒的臨床醫生是網絡成癮治療專業這個方向的大夫嗎？不可能有的。”

招收的孩子也不僅僅限于沉迷網絡的青少年，也包括同性戀、抑郁、自閉等各類家長認為有越軌行為的孩子。“不管它是網癮學校、醫療機構設立的這種收容中心，這類機構的存在，客觀上給新出現的社會問題提供了一個可能性。很多家長跟自己的孩子已經沒法一起生活下去了，親子關系到了很緊張的程度，他急需要有一個中介機構來接手，幫他，哪怕是臨時緩沖一下，可能也是有一定的意義的。”

當這類民辦“中介機構”在社會上興起，它事實上成為了很多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韓俊紅見過各個階層、同樣無助的家長，“不是說所有的家長都那么天真地相信這些機構，家長們的心態也很復雜。有的家長第二次把孩子送來就跟我說，‘其實我這次來不指望別的，就想讓孩子在這里的作息規律一點’，這就成了目的了，孩子有孩子的創傷，家長有家長的苦惱。”

“孩子該去哪兒？”

高一上學期期中考試后，禹西突然決定不去上學了，因為不喜歡現在的學校。他初中時查出腰椎間盤突出癥，中考拿不到體育科目的分數，以一分之差與理想的高中失之交臂。入學第一天，他自言自語：“我淪落到這個地步了。”期中考試他拿了班級第一名，得到二等獎學金，他自嘲：“我是因為考得不好才來這個學校，居然給我頒獎了。”

禹西離開學校后，父母做出了各種嘗試，希望能讓他重新回學校。半年后，他們覺得豫章書院是當時最后的一條路。禹西的媽媽清楚地記得那段日子：

不去上學后，他開始作息混亂，第四個月開始，就徹底日夜顛倒了，也不理我們，等我們睡覺了他出來找東西吃，或者把我們的一些東西搞壞掉。去看心理醫生，他答應了，臨出門又找各種理由不去，我和他爸爸只能去跟心理老師說他的狀況。那陣子我也很焦慮，我要把他的表現寫給心理老師看。元旦的時候，心理老師著急了，說心理咨詢是失敗的，這條路就斷掉了。

我想給他嘗試一下催眠，找了精神科退休的老醫生做催眠師，陸陸續續做了20次，最后他差點和醫生打起來，這條路也失敗了。

一條一條路都斷掉了。寒假前的期末考試他去考了，語數外超過班級平均分，物理考了全班第一，他們班主任就跟他父親說，他很聰明，只要能正常上學，不用給他有什么要求，考個一本大學是沒問題的，但下學期開學他去了幾個星期，又不上學了。

禹西的父親向本地最大綜合醫院的心理科醫生咨詢，他們認為禹西不像是有精神問題，而是青春期逆反。他開始尋找矯正機構。考慮到禹西患有腰椎間盤突出，他想找以文化補習為主的特訓學校，豫章書院當時看起來是“最佳的選擇”。

“豫章有正規的批文，在央視做過廣告，學校的老師經常上南昌本地教育頻道的節目。我們給教育局打電話，他們也為豫章書院說好話，說‘這個學校是我們批的，性質是民辦的，但我們是對他進行監管的，所有的手續是合法的’。”前后考察了幾個月，他們在2017年4月把禹西送進了豫章書院。

7月4日，受害者羅偉再次回到豫章書院舊址，這里已經被一所美術學校租用 圖 / 陳勁

禹西父親對豫章書院沒有抱太大的期望：“我更多的是希望他能在集體生活中改變好吃懶做的習氣，有自食其力的能力，通過自己的勞動去獲得東西，而不是背靠家庭，喪失所有的能力。靠家庭是一時，父母不在了，怎么辦呢？”

豫章書院在大多數地方安裝了監控，家長可以24小時遠程查看。禹西父母每天盯著學校的監控畫面看，一共16個鏡頭，串起禹西一天大部分的生活。他們看著兒子在操場跑操，在食堂吃飯，在教室上課，在過道上排隊。每天晚飯過后，8點鐘左右，他們會在食堂的那一格畫面中，看到學生排起長隊，一個一個出列，走上前。監控照不到前面，他們不知道學生上前是在做什么。“大概是每天的表揚儀式吧？”禹西母親猜測。

直到2017年11月，禹西從學校出來的幾個月后，豫章書院被網絡曝光，他們才反應過來這是每晚的“考德”，當天表現不好的學生會依次上前，被罰用戒尺抽手心。他們難以接受，入學協議上明明清楚地規定了不允許體罰學生。

家長群里討論激烈，一部分家長認為豫章沒有錯：“這些孩子不上學，成天上網，跟社會青年混在一起，放任不管，很容易做一些違法的事情，等到犯罪之后，監獄里的懲戒不是更嚴重嗎？”更多的家長迷茫，這些孩子應該去哪兒？

禹西父親認為，豫章書院這類學校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有現實需求，“他們看中了這個需求，以合法的名義做了非法的事情，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欺騙。學生不愿意去上學，不管是因為什么，學校普遍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不上學，就休學，那這類學生怎么辦？封了豫章書院，是在堵，而不是疏。需要有這么一類學校，對孩子進行心理輔導、行為矯正，讓他們學會融入社會，或者返回到正常的學校。這類學校應該是公益性質的，政府應該花錢投入，這是一種社會問題。”

在爭議中發展

在很多人的觀念里，工讀學校接收的是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但實際上它也具有對不良行為青少年進行教育矯治的功能。在國辦發[1987]38號文件里，對工讀學校招生對象明確說明包括那些“被學校開除或自動退學、流浪在社會上的17周歲以下的青少年”。

1999年《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出臺，對工讀學生入學方式做出調整，由原來的“經地區、縣教育局和公安局共同審批，學校和街道做好家長及學生的思想工作”，變為“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或者原所在學校提出申請，經教育行政部門批準”。以長沙市新城學校為例，接收的學生里，家長自愿送過來的占90%,相關學校送過來的占10%。大部分都是有曠課、沉迷網絡等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

長沙市新城學校原名“長沙市工讀學校”，一度因沒有生源而停止辦學，2004年重新開始招生，目前是湖南省唯一一所由財政全額撥款的專門學校，每年在校學生50人至120人。據副校長周向紅介紹，學校每年運營費用大約為兩千萬元。

長沙市新城學校里的法治教育中心 圖 / 本刊記者 聶陽欣

2004年重辦之初，新城學校的教育方式也以軍事訓練為主。2008年，學校開始轉變思路，軍訓只占很小的比例。在課程設置上，文化課與活動課各占一半，文化課降低了對基礎教育課程的要求，不把學生“壓”在課業里，活動課涉及廣泛，包括音樂課、體育課、美術課和法制教育，盡量讓每個學生都能找到自己感興趣的事。

學校還投入很多資金用于學生的心理輔導，組建專門的心理團隊和心理輔導室，每個學生除了有成長導師以外，還有長期跟蹤他心理健康的心理老師，班級每周會有一次團體輔導課。

新城學校在2010年裝修時，拆除了高墻，大門改成了寬敞的通道，只以一個伸縮的欄桿限制往來車輛。周向紅說：“以前我們的門是實心的、很厚的門，學校四周都是圍墻，假如我們現在的配置放在原來的地方，學生都跑了。以前是著重于‘管’，現在著重于‘培育’。我們十幾年前的做法是現在一些特訓學校的做法，高墻，高壓。”

“我們不收學費，沒有任何經濟效益，全是財政兜底，追求的是社會效益。”但新城學校目前生源較少，因為要遵守“學生自愿”的原則，說服一個孩子入校學習，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人力成本，此外，當地政府希望學校更多地面對本地學生。

2009年，新城學校的辦學成績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層層批示下來，讓各地學習它的經驗。湖南省政府要求湖南的地級市在三年內都辦一所同類的學校。但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足夠的財政實力創辦學校，更多的是采取“民辦公助”的做法。

岳陽市春雷學校（以下簡稱“春雷”）被岳陽市和汨羅市選為扶持對象，除了每年收到幾百萬財政撥款以外，還能從公立學校調入教師。春雷創辦于2004年，是最早成立的一批民辦特訓學校，也是唯一一所加入全國專門教育協會的民辦學校。目前學校有330名學生，80位老師。

2004年，周龍陪同鄰居尋找一所提供特殊教育的學校。鄰居是派出所所長，工作繁忙，與妻子離婚后，兒子無人教養，成日曠課去游戲廳，和社會青年混在一起，抽煙喝酒，并偷盜家里的財物以滿足消費。周龍發現，當時素質拓展夏令營很多，但沒有一所專門為青少年提供行為矯治和教育的學校。“有市場，家庭有需要，這件事做起來也很有意義，”他因此創辦了春雷。

辦學多年，周龍逐漸摸索出一套專門教育的方法，其中，有兩處與其他特訓學校不同。首先，在管理方式上，教官不掌握管理學生的權力，只負責早上的跑操和每天一節軍訓課，春雷從公立學校抽調具備帶班經驗的班主任，對學生進行日常管理，同時，每個月對學生進行匿名的民意調查，包括“老師對我好不好”“活動有沒有開展”“有沒有受到欺凌”，調查結果將作為教師考核的依據。即使學生犯錯，教官和班主任也沒有懲戒權，需要上報到德育處，德育處會在晚上將犯錯學生集中起來，以背書、打掃衛生、抄經的形式進行懲罰。

其次，周龍更注重讓每個孩子有一條發展的路徑。“特別頑劣的孩子，會分入國防班，進行一定的行為習慣強化，保證他以后更長一段時間內，行為習慣能得到矯治；初中部適齡的孩子分入文化班，在這里可以參加中考，我們今年60個參加中考的學生里，有9個上了高中。超過義務教育階段的孩子，分入職教部，我們開設電子商務、旅游與服務管理兩個專業，讓他們有一技之長，能拿到中專學歷文憑，我們再幫他們去到大專或本科院校。”

2019年20號文件出臺后，周龍認為這是國家更加注重專門教育的信號，但他對行業的現狀仍有擔憂：“我們這個行業缺乏標準和規范，每年會出現學生傷亡的事件，媒體會進行全方位地報道。所以從整個行業來講，無論是公辦還是民辦，一直都是在爭議中間發展。只能逐步淘汰掉一些只以盈利為目的的、過于損害學生身心健康和權益的學校。”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鄭石、雷尼、小麗、夢囈、于海、禹西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