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1]這兩段重要論述,前者是習近平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斷,后者則是習近平對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后黨和國家肩負的歷史使命的高度政治自覺。因此,深入研究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對黨和國家提出的新要求,特別是創造性地適應這種新要求,對于解決好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大意義。
一、社會主要矛盾理論的偉大創新
社會矛盾、社會基本矛盾、社會主要矛盾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視野中十分重要的問題。在馬克思看來,社會基本矛盾決定社會形態的性質。社會主要矛盾是社會基本矛盾在不同階段的具體體現,并隨著自身的發展推動社會基本矛盾的變革。“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精神的歷史的基礎。”[2]換個研究視角,在社會基本矛盾沒有變化,因而社會形態沒有改變的歷史背景下,社會主要矛盾是否轉化,這既是一個世界觀問題,更是一個認識論問題。
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維度加以分析,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思維與存在的統一,是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與習近平對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理論自覺的統一。恩格斯曾經提出:“我們關于我們周圍世界的思想對這個世界本身的關系是怎樣的?我們的思維能不能認識現實世界?我們能不能在我們關于現實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確地反映現實?”并認為這個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3]我們把恩格斯的這些追問,用以把握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性轉化,不難發現,如果客觀上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但我們在主觀上沒有意識(認識)到這種轉化,缺少對這種歷史性轉化的認識自覺和理論自覺,如果我們的思維中沒有“社會主要矛盾”,沒有對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關系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即使客觀上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轉化,我們也難以作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的重大政治判斷。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關于思維與存在的辯證關系的原理,是深入分析和把握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及其給黨和國家提出新要求的重要哲學基礎。
1.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客觀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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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說過:“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4]“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東西而已。”[5]這是我們深刻把握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重要方法論,它啟示我們,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性變化,不是主觀臆想的產物,而是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與社會生產之間矛盾關系長期演化的必然結果。
一是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大幅度提升,為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奠定了基礎。改革開放40年,我國經濟總量已經穩居世界第二位,220 多種主要工農業產品生產能力穩居世界第一位,一些產品產能出現大量過剩。這說明我國長期所處的短缺經濟和供給不足的狀況已經發生根本性轉變,“落后的社會生產”已不是構成主要矛盾的一方。
二是人民物質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為主要矛盾轉化提出新要求。我國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形成了人數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消費結構持續優化升級,已從數量滿足型轉向追求質量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已從物質文化生活領域拓展到政治、社會、生態環境等各領域。
三是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為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提供了動力。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發展方式粗放、經濟結構和體制機制不合理所導致的城鄉、區域以及社會、生態環境等領域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凸顯出來, 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
四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為我們把握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提供了科學理論指導。正是有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科學的理論指南,才使我們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認識更清楚、更真切、更明白,達到了主觀與客觀相統一,這是我們能夠根據社會主要矛盾的客觀變化作出新的理論概括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們掌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戰略主動權的思想“主心骨”。
2.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理論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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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要矛盾的重大政治判斷關乎黨的基本路線、基本方略。因此,對社會主要矛盾的理論認知、理論覺悟、理論智慧就顯得格外重要。早在20世紀50年代,我們黨就圍繞我國社會主要矛盾這一重大問題進行了艱辛的理論探索。1956 年,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后,黨的八大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后來由于各種錯綜復雜的因素影響,黨的八大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沒有一以貫之,以至實行了“以階級斗爭為綱”。1981 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總結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后提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以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從而全黨工作的重心轉移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軌道。
從我們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理論探索的曲折過程可以看出,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來之不易、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6]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重大政治判斷,是全面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刻變化作出的重大戰略判斷,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要依據,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關于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理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得到了靈活運用和創造性發展。習近平關于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論斷,既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沒有變,因此根本任務仍然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又從變化了的實際出發對社會主要矛盾作出新的理論概括,因此工作著力點就不僅要解決人與物、人與自然的關系(生產力),而且要著力解決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生產關系),特別是要解決好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以及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之間發展不平衡問題;不僅要解決和調整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而且要完善上層建筑(黨和國家制度建設),從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就把馬克思視野中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創造性運用于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和判斷上,充分體現了習近平對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高度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
二、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價值蘊含
按照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邏輯討論問題,如果認識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主體與客體的統一、思維與存在統一,那么,任何一種認識、一個理論都必然是事實與價值的統一。如前所述,我國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這個重大政治判斷,不僅是重大事實判斷,而且是重大價值判斷,深刻蘊含著依靠人民、為了人民的“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換言之,習近平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重大政治判斷本身就承載價值,就是從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視角,去深入思考、正確把握、科學分析、清醒判斷,并確立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及其兩個方面(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矛盾(對應)關系,從而充分證明了我們黨和政權的人民屬性,充分展現了我們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價值自覺。
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所蘊含的“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一直啟示和引領中國共產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及新發展理念。從歷史邏輯考察,甚至可以這樣說,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逐步形成過程,就是我們黨對社會主要矛盾逐步演化的創造性回應過程,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生成和確立過程。
40 年前,面對“落后的社會生產”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之間的矛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軌道,并實行改革開放。針對改革開放中遇到的新矛盾和新問題,提出“兩個文明一起抓”“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并強調:“我們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一定要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7],明確“兩個文明”協調發展的總體思路。
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總體布局”概念,并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布局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并且使這幾個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進”[8],初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三位一體”總體布局的思想雛形。黨的十五大提出了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基本綱領,深化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總體布局的認識。黨的十六大提出政治文明概念,標志著“三位一體”總布局思想正式確立。
在 2005 年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黨中央明確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三位一體”建設發展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四位一體”。
黨的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正式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總體布局。由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五位一體”總布局形成,建立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基礎上,順應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特別是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關于統籌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戰略部署,更是在理論和實踐、思想和方略層面,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確立了時間表和路線圖,標志著我們黨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上升到了新的思想境界和理論高度,是對如何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莊嚴回應。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政治判斷,用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替代原來提的“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不僅包括滿足人民對物質文化生活的更高要求,而且包括滿足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日益增長的新要求;用“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替代原來提的“落后的社會生產”,使發展的重點由物質生產拓展到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發展,要求大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這兩個方面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及矛盾雙方各自特殊性的深刻理解和準確把握,從而實現了社會主要矛盾理論的與時俱進和重大創新。
可以說,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和判斷,是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深刻把握,對中國共產黨初心和使命的政治自覺,蘊含著中國共產黨人的永遠不變的根本價值追求。
三、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時代要求
習近平指出:“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我們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9]而適應這些要求,必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1.堅持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轉化為政治信念、思維方式、價值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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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覺悟,是我們進行偉大斗爭,推進偉大事業,建設偉大工程,實現偉大夢想的思想理論“主心骨”。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嚴格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自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堅定自覺地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到實處,從而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轉化為堅定的政治信念。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我們“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方法,是我們應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思想指南和基本方略。只有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融入黨和國家工作中,融入廣大黨員和各級領導干部的政治工作和政治生活,并形成自覺的思維習慣,自覺的行為方式,自覺的話語體系,讓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主義的理論指引,成為解決當下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戰略策略,成為進行偉大斗爭,推進偉大事業,建設偉大工程、實現偉大夢想的方法論,才能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轉化為書寫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文章的思維方式。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追求,是我們應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價值指向和人民情懷。只有將這一重要思想用于增強學習本領、政治領導本領、改革創新本領、科學發展本領、依法執政本領、群眾工作本領、狠抓落實本領、駕馭風險本領,特別是把“為什么人的問題”作為檢驗政黨和政權性的根本尺度,才能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轉化為根本價值選擇。
2.堅持把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轉化為“四個過硬”
習近平指出:“功成名就時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創業初期那種勵精圖治的精神狀態不容易,執掌政權后做到節儉內斂、敬終如始不容易,承平時期嚴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變革關頭順乎潮流、順應民心不容易。我們黨要始終成為時代先鋒、民族脊梁,始終成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自身必須始終過硬。”[10]
必須做到信念過硬。黨員干部只有帶頭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實踐者,才能始終在解決這一主要矛盾的歷史進程中,做到頭腦清醒,立場堅定,在勝利時和順境中不驕傲不自滿,在困難時和逆境中不消沉不動搖,經受住各種贊譽和誘惑考驗,經受住各種風險和挑戰考驗,永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只有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斷改造主觀世界,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問題,不斷增強政治定力,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才能始終在戰略上把握主要矛盾,在戰術上解決主要矛盾,進而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為把我國建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
必須做到政治過硬。黨員干部必須牢固樹立“四個意識”,把政治能力作為第一位能力,善于從政治上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善于從政治上謀劃、部署、推動工作,決不能在政治信仰、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價值、政治道路等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只有牢固樹立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大優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的觀點,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始終做到對黨絕對忠誠,忠誠于黨的信仰、忠誠于黨的組織、忠誠于黨的立場宗旨、忠誠于黨的事業,才能把堅定擁戴核心、忠誠緊跟領袖融入血脈、植入靈魂,轉化為思想自覺、黨性觀念和紀律要求,并全面落實到實際行動上,才能不斷推動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逐步解決。
必須做到責任過硬。黨員干部必須樹立正確政績觀,發揚求真務實、真抓實干的作風,以釘釘子精神擔當盡責,真正做到對歷史和人民負責。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與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是同一歷史進程的兩個方面,這對我們黨和國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戰新要求,需要各級領導干部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黨員領導干部只有把黨的信任重托和人民期待放在心上,把對歷史和人民的責任扛在肩上,勇做新時代的堅定者、奮進者、搏擊者,才能以久久為功、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釘釘子的精神,奮發有為、創新進取、苦干實干,解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從而創造出無愧于新時代的業績,讓黨放心,讓人民群眾滿意。
必須做到能力過硬。黨員干部必須掌握新知識、熟悉新領域、開拓新視野,全面提高領導能力和執政水平。當今時代,知識更新周期不斷縮短,經濟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科技革命飛速發展,分工越來越細,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新知識、新事物、新情況層出不窮,新任務新風險新挑戰新問題紛繁復雜。只有把學習作為一種政治責任、一種精神追求、一種健康生活方式,讓學習成為工作、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做到好學樂學,才能在學習中夯實堅定理想信念的真理支撐,在學習中汲取提升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的精神滋養,在學習中增強工作的科學性、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提高履職擔當的能力水平。特別是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讓廣大黨員干部在面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時始終有思想理論“主心骨”這個重要的看家本領,確保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不走樣、不偏離,圍繞社會主要矛盾、面對社會主要矛盾、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推向前進。
必須做到作風過硬。黨員干部必須把人民群眾放在心中,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中提升政治站位、提高工作能力,在真心實意向人民學習中拓展工作視野、豐富工作經驗、提高理論聯系實際的水平,在傾聽人民呼聲、虛心接受人民監督中自覺進行自我反省、自我批評、自我教育,在服務人民中不斷完善自己,持之以恒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久久為功祛除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黨員領導干部只有始終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始終代表人民群眾的意志和利益,始終依靠人民群眾來推動歷史前進,才能做到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堅持人民立場這一黨的根本政治立場,始終把人民群眾放在心中,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做到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為群眾辦實事、解難事,當好人民公仆,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堅決反對一切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堅決在全部工作生活中踐行“三嚴三實”,才能解決好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
3.堅持把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轉化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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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對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時代啟示,是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當前,一些領域黨的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還不夠健全有力,保障黨的全面領導、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體制機制有待完善;一些領域黨政機構重疊、職責交叉、權責脫節問題比較突出;一些政府機構設置和職責劃分不夠科學,職責缺位和效能不高問題凸顯,政府職能轉變還不到位;等等。所有這些問題,都嚴重制約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必須通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堅持黨的全面領導。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根本保證。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加強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貫穿改革各方面和全過程,完善保證黨的全面領導的制度安排,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提高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根本落腳點。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健全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完善為民謀利、為民辦事、為民解憂、保障人民權益、傾聽人民心聲、接受人民監督的體制機制,為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堅持優化協同高效。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原則,必須堅持問題導向,聚焦發展所需、基層所盼、民心所向,優化黨和國家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加強相關機構配合聯動,避免政出多門、責任不明、推諉扯皮,下決心破除制約改革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使黨和國家機構設置更加科學、職能更加優化、權責更加協同、監督監管更加有力、運行更加高效。
堅持全面依法治國。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本方式。必須堅持改革和法治相統一、相促進,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依法依規完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依法履行職責,依法管理機構和編制,既發揮法治規范和保障改革的作用,在法治下推進改革,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據,又通過改革加強法治工作,做到在改革中完善和強化法治。
總之,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這個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要求黨和國家始終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勇于自我革命,決不能因為勝利而驕傲,也不能因為成就而懈怠,更不能因為困難而退縮,努力回應時代挑戰,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展現更加強大、更有說服力的真理力量。
注釋:
[1][6][9]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 11, 11.
[2]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意識形態[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82.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5.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 [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137.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 [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173.
[10]習近平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N].人民日報, 2018- 01- 06.
(作者:田鵬穎,東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常務理事;來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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