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煬帝修建大運河的根本目的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
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隋煬帝耗費巨資修建隋唐大運河一直被認為是隋朝的亡國之因。大運河修成之后隋煬帝又造出舉世罕見、奢華異常的“龍舟水殿”供自己在運河上游宴享樂。修建運河和“水殿龍舟”前后呼應，仿佛大運河的開鑿只為滿足隋煬帝一己之私，以至現在很少有人知道隋唐大運河到底對古代中國意味著什么。
邗溝是聯系長江和淮河的古運河邗溝是聯系長江和淮河的古運河
古往今來，開鑿人工河都不出物資運輸和農業灌溉兩個作用。但開鑿連接兩條主干河流的人工河往往只出于一個目的，就是運輸物資。早在春秋戰國，吳王夫差就曾開鑿邗溝，用以運輸軍隊伐齊。
吳王夫差開鑿邗溝的初衷雖然是為了戰爭，但是當天下一統之后，邗溝的經濟價值逐漸顯現，到了東漢以后邗溝上往來運輸物資的商船已經絡繹不絕，運河的經濟價值終于戰勝了軍事價值。
隋煬帝即位時隋朝國力空前強盛，初次投入運行的租庸調制展現出了空前的優越性，天下物資聚于東都洛陽，一時間竟被稱作“盈滿之國”。
同前兩個大一統王朝秦、漢相比，隋朝最大的不同點就是國家經濟中心和政治中心發生分離。我們常說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母親河，中華文明的根基在黃河。為什么會有這種說法呢？魏蜀吳三國爭霸以前，中國的糧食生產中心和政治中心是統一的，處于黃河中下游，就是我們常說的中原。但是從三國開始，長江流域的糧食產量不斷增加，到了隋朝，江浙一帶的糧食產量已經超過黃河流域，南方成了新的經濟中心。
國家經濟中心轉移到了江南地區，但政治中心卻依然留在北方。經濟中心和政治中心分離在南北朝分裂時期還不算問題，但再次實現大一統后，隋朝必須解決南北資源的交流問題。我們知道，自秦始皇大一統以來就是一個中央集權國家，集中物質財富既是權力集中的目的也是權力集中的手段。物質財富分散必然造成地方勢力坐大，形成藩鎮林立的割據局面，唐末藩鎮割據就是例子。當然唐末物質財富分散的原因不是交通運輸的問題。如何把全國物資統一貯藏管理和調配，以供隋朝政府開銷，成了隋煬帝的燃眉之急。
現代社會的運輸方式十分多樣，追求速度可以選擇空運，追求靈活性可以選擇公路運輸，追求經濟效益可以選擇鐵路運輸，如果需要跨洲際運輸還可以選擇遠洋貨輪。但是古代的物資運輸只有兩種途徑，一是陸運，二是河流水運。
- 陸運需要人拉馬馱，人要吃飯馬要吃草，想從江浙往洛陽運糧食，需要的費用會幾十倍幾百倍于貨物本身。
- 相比之下，依靠河流構建的水運就顯得特別經濟迅速。貨物裝船之后，要么憑風逆流而上，要么借水順流而下。水運借助自然力量，比陸運經濟實惠，是古代社會大宗貨物轉運的不二之選。
為了解決隋朝物資的運輸問題，實現南北經濟有效溝通，隋煬帝決定在前人修建的運河基礎上開鑿隋唐大運河。我們形容水利建設有這樣一句話“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無論是修筑水壩還是開鑿運河，短期來看都是得不償失的，特別是運河，十年八年都回不來本，可一旦修成，價值就日益凸顯。所以只有高瞻遠矚之人才能拋棄短期利益迎難而上，只有作風強硬的人才能沖破阻撓一往無前。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社會的經濟實力允許開動如此巨大的基礎工程，沒有物質積累一切都是空談。恰好隋朝擁有這個經濟實力，隋煬帝還有足夠的遠見和強硬的作風。
隋唐大運河南起杭州，北至北京，中心在洛陽。沿途經過浙江、江蘇、安徽、河南、山東、河北六省，溝通了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海河五大水系。通過隋唐大運河，生產于江浙的糧食、絲綢、瓷器終于能大量而經濟的運到北方的政治重心洛陽。
唐代隋之后定都長安，但是作為隋唐大運河的西部終點，洛陽依然是首都糧食物資的中轉站和儲藏地。由于三門峽區域水流太湍急，從洛陽到長安這段距離很長時間只能通過陸路周轉。這段陸路總長大約三百里，相比于杭州到洛陽的水路距離不值一提，但費用卻占據了全部運輸費用的一大半。
唐高宗和武則天共同執政的時期，兩人經常帶著文武百官和后宮眷屬前往洛陽“就食”，原因就是從洛陽到長安這段陸路在運力上無法滿足長安需要，為了吃飽飯，皇帝大臣只能去洛陽“度假”，武則天執政后，更是直接定都洛陽，直接免去了三天兩頭斷糧的煩惱。水路運輸和陸路運輸的巨大成本和時效差距可見一斑。
唐玄宗天寶年間，洛陽儲存的糧食占到了全國一半，這些糧食都是用船只走水運到的洛陽。唐朝覆亡之后又一次陷入分裂，橫跨南北東西的隋唐大運河隨即陷入無人管理的狀態。轉眼到了大宋，國家又一次從割據走向統一。因為戰亂頻仍，隋唐大運河許多河道已經淤塞，無法滿足運輸需要。
作為大宋的開國皇帝，趙匡胤自然想定都于古城洛陽，但最終扎根汴梁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從開封到洛陽這一段運河河道淤塞，無法滿足首都的物資供應。沒有了運河為自己輸血，洛陽地位日漸衰落，再也無法重現漢唐時的輝煌。
元朝滅宋之后定都北京，隋唐大運河通往開封洛陽的西線支段被徹底拋棄，南北取直后從杭州到北京的距離縮短了九百多公里。在海運和鐵路運輸網興起以前，大運河的運量一度占到全國的3/4以上。
當鐵路運輸和海運形成規模之后，依托運河形成的水路運輸系統逐漸式微。受限于河流寬度和深度，運河上通行的貨船不及海上貨輪載重量大，從距離上來說，從南京、蘇杭到北京的海上距離也比運河距離短。同時，河流運輸的靈活性還比不過鐵路和公路運輸。
但是回過頭看，沒有隋唐大運河構建的水運基礎，古代經濟中心南方和政治中心北方就無法有效溝通，運輸問題不解決，南北分裂就難以避免，皮日休用“共禹論功不較多”一句評價隋煬帝，絕非夸大其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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